史達林時代，蘇聯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從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到乙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儘管遭受了二戰的慘痛打擊，蘇聯仍然能夠與歐洲、美國和西方對抗，並沒有落後。
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就是蘇聯達到頂峰後的十年，它在里根的一系列戰略打擊下迅速崩潰。
這其實不是偶然的，足以給我們上很多課。
教訓一：面對全球政治格局，我們不應低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力和實力。 同樣重要的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經濟和財政的穩健性，尤其是在新冷戰時代，紅利和繁榮可能會迅速消退。
我們不應輕易低估西方，尤其是美國，也不應高估自身財政經濟實力的可持續性，而應做好準備，以應對新冷戰時代特定紅利消失後將帶來的財政考驗甚至衰退。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高估了能源和石油收入帶來的暫時經濟繁榮。
他們高估了能源紅利和高利潤油氣工業所創造的這種“虛假繁榮”的可持續性，反而把這種能源奢侈和高利潤視為蘇聯自己的才能，然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沒有想到要進步。
同時，蘇聯的這些領導人也低估了美國完整健全的經濟體系，知道美國不像蘇聯那樣是偏向學生，而是三大產業全面發展的優秀學生。
這種誤判導致了美蘇原有的緩和政策的破壞，使80年代的冷戰進入了更加緊張的階段。
隨著時間的流逝，蘇聯不得不面對資源枯竭、能源紅利枯竭和財政壓力增加的現實。
這些挑戰導致了蘇聯前所未有的危機，導致社會經濟狀況惡化、政治不穩定和士氣低落。
蘇聯前總理雷日科夫和美國前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對這段歷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的理解是一致的。
蓋茨在他的回憶錄《冷戰的見證人》中尖銳地指出：
蘇聯當時對美國的戰術和動機存在嚴重誤判。 蘇聯領導層錯誤地將美國的暫時挑戰視為乙個持續的、不可逆轉的結構性問題，誤導了他們做出戰略選擇。 」
事實上，蘇聯領導層將美國短暫的問題誤認為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和致命的缺陷，因此她採取了乙個又乙個強硬而果斷的行動。
然而，僅僅幾年後，隨著局勢的迅速轉變，蘇聯人驚訝地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漫長而殘酷的對抗遊戲。
蘇聯不得不動用其全部國力——而不僅僅是軍事資源——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歷史表明，蘇聯獲得的優勢是相當短暫的，與以前的**人民**相反，等待她的是前所未有的殘酷考驗。
蘇聯人不得不為他們在 70 年代發動的世界攻勢付出代價。
教訓2：蘇聯的城市化和經濟繁榮並沒有增強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穩定性和韌性。 相反，這種富裕的表象掩蓋了蘇聯內部的脆弱性。
2024年，蘇聯在美國面臨財政壓力和經濟壓迫，但這並不是蘇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壓力，史達林時代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問題。
這是因為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人民是生活條件和文化程度比較低的一代，面對困難有很強的韌性和承受能力，能夠默默忍受一切艱辛和艱辛。
正是蘇聯人民的這種堅韌，使史達林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殘酷的情況下堅持了下來。
事實上，**所以它倖存下來，七點是基於長期遺留下來的原始狀態，三點是基於蘇聯革命後所有技術發展的成果。 這種觀點不僅指軍民不屈不撓的精神——能吃苦耐勞，能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堅持不懈，而且如果換成西歐的軍民，就會癱瘓。 ”
乙個擁有現代工業的原始國家往往是最痛苦的。
他們依靠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精神，而是與生俱來的在艱苦環境中對苦難的麻木不仁，而這種對苦難的麻木和忍耐，正是底層窮人最強大的力量。
然而，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的社會和經濟形勢發生了變化。
隨著經濟的增長，新一代蘇聯人追求更多的快樂和舒適，這種轉變削弱了他們對挑戰的抵抗力。
在他看來，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凱西（Bill Casey）也注意到了這一變化：
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蘇聯比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強大得多，2024年的蘇聯比2024年史達林時代大得多，但更加脆弱，甚至無法承受2024年十分之一的苦難和失敗。 」
正是這些衣冠楚楚的**人，愛享樂勝過尊重紀律，與前輩相比，他們是軟弱懦弱的一代，也將是脆弱的一代。
蘇聯是乙個堅忍不拔的國家，在蘇聯人民嚐到一點美好生活的滋味之前，蘇聯不太可能出什麼問題。
這對近代中國也有啟示意義。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現代化，新一代的中國年輕人可能不太了解前輩在面對困難時的耐心和韌性。
如果不加以控制，這種轉變可能會使中國在面對未來可能的挑戰時準備不足，韌性也更差。
教訓3：全球化削弱了蘇聯的經濟安全，而不是加強了它。
在史達林的領導下，儘管面臨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挑戰，蘇聯的工業和經濟結構仍然相對封閉和獨立。
這種自給自足的戰略使蘇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外部的依賴，最重要的是避免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和技術制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蘇聯逐漸與西方國家建立了更緊密的經濟聯絡。
雖然這在短期內可能帶來了一些經濟和技術上的好處，但從長遠來看，它使蘇聯的經濟和技術體系更加脆弱。
蘇聯的能源市場依賴西方，蘇聯的工業體系與西方分離，關鍵技術和裝備離不開西方的支援。
對於美國及其盟國來說，這為對蘇聯實施制裁和經濟打擊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手段。
八十年代到來時，特別是在里根的領導下，美國對蘇聯採取了更強硬的政策。
由於蘇聯在一些關鍵領域依賴西方的技術和資源，這些制裁和打擊很快就產生了效果。
蘇聯的經濟體系和科技基礎受到嚴重破壞，導致其在全球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受到挑戰。
在史達林時代，蘇聯能夠在不落後的情況下與西方對抗並非偶然，但在2024年達到頂峰後的十年中，它在里根的打擊下迅速崩潰。
正如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上台前所觀察到的那樣，70年代後期的蘇聯雖然看起來更強大，但敵人更多，財政體系更不可持續，經濟命脈更依賴西方，人民更弱。
所有這些都使蘇聯的失敗變得不那麼困難，至少比蘇聯人自己想象的要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