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後期，傅作義駐紮在北平市，開始試圖通過一些資源爭取和談的機會，實現和平解放。 國民黨內部有一些有遠見的將領，他們知道局勢不可挽回，願意選擇和平起義。
不過，也有一些將領將自己的“傻忠”表現得淋漓盡致，石珏就是其中之一。
1948年10月以來，解放軍在東北、西北、華北、華東戰場上表現出極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國民黨的衰落是不可逆轉的。
傅作義的數十萬大軍最初部署在山海關、天津、保定地區，但面對蔣介石的連敗，他首要考慮的是保住實力。
國民黨內部一直存在嚴重的內訌和內訌，解放戰爭中國民黨的主力大部分都是由蔣介石的親信指揮的，但傅作義是個例外，這要歸功於他的高威望。
他通過積極執行蔣介石的政策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從而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經過多年的征服，傅作義深諳“螳螂抓蟬，黃雀在後”的道理，他不能完全信任蔣介石，只能繼續在戰場上機動。
蔣介石自然沒有完全信任傅作義，派自己信任的將領監督他的一舉一動。 當蔣介石戰敗，一路向南撤退時，傅作義沒有選擇南下，而是依靠重兵堅守。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漸漸看清了形勢，發現自己一舉一動，就像是被困獸之間的戰鬥，失敗只是時間問題。
傅作義深陷困境，開始在親信和智囊團中講和。 1948年12月12日晚，他派出兩名代表，提出了三個談判條件。
儘管雙方在出發點和差距上存在分歧，但談判並未取得實質性成果。 但***卻從中分析了傅作義的心理動機，認為這是傅作義的試探性行動，如果他有誠意，他會派代表再次談判。
果不其然，經過多次啟蒙和逼迫，傅作義終於鼓起勇氣，於12月23日給***發了一封電報。 **抓住這個機會，給**發了一封電報，指示他抓住機會，積極做好傅作義的工作。
北平、天津、塘沽被圍困後，傅作義的陸路逃生路線被切斷，就算是海空路線，能逃出去的人數也極為有限。
還在苦苦掙扎的傅作義，邀請了一些學者和名人到中南海進行座談，請他們談談對當前形勢的看法。 畫家徐悲鴻直言不諱地指出，北平是舉世聞名的歷史文化古城，無數珍貴的建築和兩百萬市民的生命都掌握在傅作義一人手中。
就在傅作義猶豫不決的時候，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1月14日對天津發動了總攻，***在《關於當前形勢的宣告》中明確指出，任何反抗的反動派都必須堅決、徹底、徹底地消滅。
傅作義對此感到震驚，他立即派鄧寶山和周北峰到解放軍進行第三次會議。 傅作義之所以猶豫不決，一部分是因為他要考慮諸多因素，才能不得罪蔣介石，但目前的情況是無法挽回的，更何況還有蔣介石的親信和將領在監視著他。
最後，傅作義決定採取最謹慎的策略。 國民黨軍隊中高階將領對蔣介石的忠誠程度驚人，他們完全服從命令。
在北平市，代表人物包括國民黨第四兵團司令員李溫、第九兵團司令員石珏。
石珏是黃埔軍校三期學員，畢業後投身軍旅生涯，經過半輩子的奮鬥，才晉公升到這裡。 多年的軍旅經歷使他深刻思考蔣介石的教育理念，對當前形勢缺乏洞察力。
李溫和石珏掌管著許多軍隊，一旦聽到起義的訊息，肯定會暗謀反叛，惹事生非。 傅作義早有預見，準備採取措施控制那些堅決追隨蔣介石的人。
在達成和平政策的最終結果後，傅作義立即將這個訊息告訴了大家。 雖然很多將領都早有預料，但石珏的態度卻出乎他的意料，痛哭流涕。
為了減少對和平解放北平的抵抗，傅作義最終同意將這些蔣介石的後人送回南京。 在傅作義與人民解放軍接觸的同時，蔣介石在北平的探子也聽說了這件事，南京正準備派飛機去北平接兵。
在雙方談判過程中，人民解放軍建議先解決綏園問題，但如果能夠靜平和平解放成功，那麼古都的文物就可以歸還民眾，綏勑問題就輕鬆解決了。
** 提出“綏遠之道”，使石珏部隊的部分士兵被殲滅，北平城的秩序迅速恢復，並開啟了復興門和汐止門，歡迎解放軍進城。
北平和平解放，許多歷史古蹟得以儲存，然而，石覺卻選擇與人民為敵，繼續追隨蔣介石。
儲存三五年應該不是問題。 石珏認為這是乙個表達自己的好機會，因為蔣介石非常重視舟山群島，在飛回台灣之前，他還考察了這裡的幾個島嶼。
沒過多久，陳誠也來到了舟山，他組織了“舟山東南軍政總司令府”，將舟山的總兵力填到12萬多人，防禦的實力似乎相當可觀。
然而，石珏的沾沾自喜並沒有持續多久。 1950年4月25日，蘇羽主持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高階指揮官會議，提出在舟山消滅這12萬兵，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兵力就會少12萬。
大家精神抖擻，為舟山的解放做最後的準備。 此時，蔣介石寄託在變幻莫測的世界形勢上，期待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舟山防務部司令員石珏很清楚，自從失去梅花島等島嶼之後，軍隊的士氣一直動盪不安。 不久，蔣介石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撤出舟山軍隊。
5月19日，舟山全島解放，石珏只能在海風中聽著噩耗，在這幾天的防禦中無所事事。 他回到台灣省，留在蔣介石身邊，等待重新部署。
他忠於蔣介石，與其他人一起提出“奪取舟山送往台灣”，以表明他保衛舟山的決心。 然而，所謂的“三五年”最終並沒有實現，之後，他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些話。
從將軍的角度來看，石珏在抗日戰爭後的每一步都令人遺憾，儘管他身居軍銜，卻未能在戰場上立功，他的成功完全取決於蔣介石的支援。
這不是很難過嗎？ 由於他的服從，他來到台灣後仍然獲得了幾個官職，被提公升為“軍隊”的上將軍銜，並擔任了部分地區的防禦司令，但在台灣這個小小的省份，他顯然已經失去了有所作為的空間。
1963年，當蔣介石還在夢想“**”時，石珏辭去了軍職，專心擔任“考院大臣”。 他有兩個孩子，分別取名石奇和石秀，他們的名字取自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思想。
然而，在這方面，他並沒有脫穎而出。 石奇後來參軍，問父親：“聽說你對很多統帥都很熟悉。 然而，石珏卻冷著臉回答道：“我跟你有什麼關係？ ”
令人好奇的是，在經歷了北平的痛哭和舟山的驚悚之後，他對指揮作戰還有什麼獨特的感受。 在晚年，他還迷上了太極拳等一些“滋養”運動。
他曾經是太極拳協會的負責人，並全力以赴推廣這項運動，但這可能只是他轉移注意力的一種方式。 那些年，他在戰場上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聽到了太多的“壞訊息”，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他只能尋找一些東西，讓自己的生活多一點充實。
他的痛苦和苦惱可能只有他自己能理解。 對於大陸來說，石珏和李溫都可以稱得上是“平津戰役中漏網的魚”，但當時，傅作義並沒有做出如此果斷的決定，否則也不會有石珏等人繼續戰鬥的結果。
不難想象，黃埔軍校畢業的石珏一直夢想著跟著蔣介石大展拳腳，但最終卻只是沒有名字，過著相對枯燥的生活。
1986年9月，石珏終於因中風在台北榮民醫院去世，享年78歲。 他的“愚昧忠心”可以排在前列，但他在解放戰爭中的軍事才能卻只能被歷史輕描淡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