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錯誤的思想潮流會反覆出現？
從歷史上看，有一些荒謬的理論和實踐被打上了“科學”的烙印，試圖控制人類進化的方向。 這些理論往往忽視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根本差異，並濫用了科學方法。
例如，蘇聯的伊萬諾夫教授曾經在蘇呼公尺猿繁殖基地進行了一項名為“人猿雜交實驗”的可怕實驗。 他們的目標是創造一群不知疲倦的超級士兵。
這種嘗試的背後是對科學的過度尊重和對人類進化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然而，這種做法顯然是對科學的濫用，是對人的尊嚴的嚴重侵犯。
我們不能允許科學成為促進某種政治或社會理想的工具。 相反，科學應該被用來揭示自然法則，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並為人類的福祉服務。
因此，我們需要對科學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嚴謹地思考。 我們需要防止科學被濫用，防止科學成為某種權力或理想的工具。
我們需要用科學來推動人類的發展，而不是控制或破壞人類的進化。
“烏托邦”的理想，曾經在蘇聯、東歐等地用科學的方法實踐過，即以計畫經濟取代市場經濟，實現生產和分配的公平平等，從而建立乙個沒有危機、沒有剝削、沒有不平等的理想社會。
然而，結果恰恰相反，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崩潰、政治動盪、人類毀滅和文明倒退。 人類曾經相信科學和理性會帶來繁榮，但最終卻是血腥的地獄。
哈耶克在他的《科學中的反革命》一書中警告我們，在研究人類社會時，錯誤的方法會導致科學方法的濫用。 儘管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計畫經濟等實驗已經破產，但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殘餘仍然存在。
公尺塞斯在20世紀最偉大的預言之一是，烏托邦實驗只會帶來混亂、匱乏和奴役，而蘇聯的計畫經濟就是這一預言的證明。
1.薩繆爾森預言蘇聯經濟將在1997年超過美國，但蘇聯在1991年解體，薩繆爾森儘管掌握了大量資料，但思維框架錯誤，導致謬誤佔據了他的思想，從而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2.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經濟學試圖通過歸納法來總結理論，但蘇聯的經濟增長資料只是幻覺，而不是事實。
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學是對人的研究，必須植根於對人性的研究。 3.主觀價值論是奧地利學派的基本理論之一，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人賦予的，只能分為高低兩類，不能衡量價值的具體大小。
因為沒有一種量表可以真正衡量“滿意度”等主觀感受。
核心思想保持不變，語言被重新組織。 1.外在物質世界可以精確測量，例如，一瓶水的體積可以用毫公升來衡量，**可以用元來衡量。
而內心世界，比如人類的需求和感受，是難以衡量的。 這是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2.有乙個無所不能的組織，它掌握了整個社會的生產要素，如鋼鐵、勞動力等，可以計畫任何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以滿足人口的需要。
但問題是，當他們詢問民眾的需求時，每個人的需求可能會因他們心中的重要性順序而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可能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
3.當經濟活動結束時，由於缺乏**訊號，這個組織只能計算消耗多少噸鋼材，多少勞動力等，而無法計算總成本是多少。
同時，由於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是不可知的，他們無法知道每個人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經濟活動的總回報也無法計算。 4.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確定稀缺資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社會可能會陷入稀缺和混亂。
公尺塞斯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不可測量的人類主觀感受”和“可測量的客觀物質世界”之間缺乏橋梁，即從市場交易中產生的“真實**”
5.在烏托邦主義所描繪的人間天堂中，由於沒有私有產權，就沒有自由貿易，因此不可能產生“**”，因此沒有經濟計算。
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崩潰。 6.這導致了“實證主義”的邏輯：問題不在於理論本身，而在於現實世界。 雙方的優劣不僅體現在對具體問題的判斷上，還體現在基本經濟學規律的證明上。
例如，英國人吉芬在愛爾蘭發現的“吉芬商品問題”，明顯違反了“需求定理”，即需求越高，需求越少。 這是現實世界與理論的衝突，我們需要解決它。
面對這個動搖經濟學基礎的難題，“實證主義”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立即採取了行動。 從雙方的研究和論證中，我們可以看出雙方的顯著差異。
實證主義經濟學家傑森和公尺勒在湖南省做過乙個實驗，隨機發放大公尺購物券給當地窮人，他們發現“吉芬商品問題”確實存在——補貼導致貧困人口對大公尺的需求減少，補貼取消後，人們開始緊急購買大公尺。
這讓他們陷入了一種困惑的狀態：難道“需求定理”是錯誤的嗎？ 然而，在奧地利學派看來，這種困境可以通過簡單地對人性的推理來輕鬆解決。
他們認為，“人類行為的動機是對乙個人的各種慾望的重要性進行排序”。 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後，人們對其他商品的需求就會減少，就像“需求定理”所呈現的那樣。
在愛爾蘭，由於大饑荒，“活著”成了人們的第一需求，只要有錢，首先要買的就是土豆，人們對土豆的需求必然會減少——曾經一頓飽飯需要3個土豆，但現在只能滿足半個土豆。
因此，“需求定理”仍然成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經取得巨大成功的奧地利學派卻不斷被邊緣化，甚至被指責為“脫離現實”。
除了計畫經濟不可避免的失敗之外，公尺塞斯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也取得了成功，不僅挽救了自己的淨資產，還成功地挽救了奧地利經濟。
“巨集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和“第一代貨幣主義者”歐文·費舍爾繼續研究美國經濟和趨勢，結果兩人在大蕭條中損失慘重——凱恩斯一半的財富付諸東流，歐文·費舍爾不僅失去了所有的財富，還背負了鉅額債務，在貧困和疾病中去世。
20世紀的大蕭條不僅證明了奧地利學派的預期，也證明了我們十年前經歷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華爾街投資者彼得·希夫（Peter Schiff）基於奧地利學派的2008年金融危機理論。
早在2001年，美國國會議員、奧地利經濟學家羅恩·保羅（Ron Paul）就警告說，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將引發經濟衰退。 而“實證主義”經濟學，在面對英國女王的問題“你為什麼不熬過金融危機”時，回答說：“錯的不是我們的理論，而是現實世界。 ”
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感嘆道：“實證主義的”經濟學“把人看作乙個沒有生命的原子，並試圖用不可預測的數學模型來描述他。 ”
這是對科學方法的典型誤用。
《科學的反革命》是一本與實證主義經濟學完全不同的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強調經濟學的基礎必須是徹底關注個人，摒棄對抽象的“國家、社會、民族”的研究，關注具體生動的人。
該書還沿用了康德哲學的思想，認為人類的知識不僅是通過經驗獲得的，而且具有**，那就是人類的理性。 康德認為，人類的心靈具有獨特的結構，從這種結構中衍生出來的知識被稱為“先驗知識”，它是人類理解外部世界的底層作業系統，而“經驗知識”只是輸入到這個作業系統中的資料。
公尺塞斯和羅斯巴德通過《人的行為與經濟與國家》為康德的“先驗理論”增加了經濟學的乙個分支，他們用幾個不言而喻的公理構建了經濟學的大廈。
在奧派經濟學中，我們不需要死記硬背複雜的定理或高等數學的變換，我們只需要乙個邏輯大腦和同理心來理解人性，經濟學的大廈就會神奇地矗立在你的腦海中。
這就是奧地利經濟學的魅力所在。 在人類倫理和道德領域，奧地利經濟學和實證主義經濟學之間的爭論同樣激烈。 例如，在中國的樂山事件中，30,000只蜜蜂蜇了三頭牛，結果蜜蜂失去了蜂針，全部死亡。
養蜂人和牧民相互對立，主流經濟學認為，產權的邊界應該根據社會的總成本來安排。 然而，奧地利學派不同意，認為科斯定理侵犯了私有財產權，模糊了財產權的界限，阻礙了社會對財產權形成穩定的期望。
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只有穩定的產權預期才能促進乙個國家的繁榮。
科斯定理指出，成本更低的人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但是，這種成本不僅是經濟成本，還應該包括心理成本。 例如，乙個農民和他的妻子飼養的被蜜蜂蜇傷的奶牛對這對夫婦來說是不可替代的，儘管它們的價值不能用貨幣來衡量。
就像風雨可以隨意進入一樣，但國王不能侵犯私有財產權。 科斯定理計算了每個人的財產權總和，但這合理嗎？
讓我們用乙個小例子來說明。 小王和小明的工資都是1萬元。 現在，小王正在和老闆商量，願意把小明的工資降到5000元，加薪到2萬元，這樣他們的整體收入就從2萬元增加到2元了50,000元。
但是，小明會同意這個提議嗎？ 因為不同人之間的價值不能作為乙個整體來求和。
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指出，山達基人痴迷於“社會”、“國家”、“階級”等抽象概念，將人描述為“自由原子”，追求價值中立，驅逐價值判斷，最終導致人類社會被奴役。
他們盲目崇拜先進技術，濫用科學方法，給人類造成了百年災難。 如今，我們再次陷入致命的自負，無論是東亞、歐美，都有科技精英提出復活“計畫經濟”的主張，甚至有人認為，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可以隨意設計人類，達到消除疾病和貧困，提高人類智商的目的。
然而，這些思潮都是錯誤的，它們的根源在於科學主義的方法。 儘管我們拒絕了諸如“納粹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類的錯誤思潮，但我們還是湧向了科學主義的方法。
我們需要認識到，批判錯誤思潮只能改變錯誤思潮，我們需要錯誤的一面。
他們往往忽略了乙個重要的事實，即科學研究的物件通常是具有確定的、特定屬性的物質，例如地球、月球、鐵等。
科學的基本前提是，這些物質的性質和性質在特定的觀察條件下不會改變。 但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物件是人類的主觀世界，即人類的思想。
人性是複雜多變的，人的行為會根據不同的觀念而變化。 人類社會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湧現現象”，從根本上說，它不可能是精確的。 "
山達基人"所構建的精煉模型忽視了科學的基本前提，實際上是對科學的反叛。 劉業進老師曾說過：“只要科學的進步還在繼續，人們必然會用科學和工程思維來組織人類合作秩序的理性自負。
因此，《科學的反革命》一書將永遠具有很大的價值。 有人錯誤地認為，《科學的反革命》關注的是“經濟學應該走向何方”，但實質上，它警惕理性的濫用，真正關心的是人類在自由與奴役之間選擇什麼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