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網際網絡上，有一段關於澳大利亞起源的段落廣為流傳。 這有點諷刺，但也揭示了乙個事實，即澳大利亞最初的發展和建設與英國罪犯和各種罪犯的刑罰制度密切相關。
儘管英國在 19 世紀中葉停止將罪犯驅逐到海外殖民地，但澳大利亞直到 1931 年才成為乙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當澳大利亞第一次被發現時，它在地理上是巨大的，但由於北海的大風和波濤洶湧的海面和礁石，它被舊世界的人們長期忽視。
直到大航海時代，歐洲人根據對稱的想象推測地球南部也應該有一塊巨大的陸地，但這種推測從未得到證實。
即使在 1542 年的法蘭西王國地圖上，儘管爪哇島以南描繪了一大片陸地，但這很難被視為在歐洲發現澳大利亞的證據，更可能只是猜測和實際巧合。
久而久之，香料群島的發現，導致歐洲殖民者紛紛湧向東南亞，進行一波勘探和地質勘探，這片浩瀚大陸的輪廓在浩瀚的海洋中變得更加清晰。
16世紀中葉，一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隻聲稱在太平洋的西南角發現了乙個全新的大陸，一位西班牙船長將其命名為“澳大利亞”，意為“南方大陸”。
然而，真正踏上澳大利亞土地進行第一次探險的是荷蘭。 16世紀中後期，荷蘭通過血戰從西班牙手中獲得獨立，並迅速崛起成為歐洲最大的海洋國家，被譽為“海上馬車夫”。
荷蘭人抓住葡萄牙衰落的契機，迅速進入東南亞，在爪哇建立了基地，組建了七家東方**公司，從中賺取了巨額利潤。
荷蘭強大的海軍和探險精神支援了他們的商業利益。 17世紀初，荷蘭人所向披靡，探索世界，繪製地圖，挖掘路線。
1606 年，一艘荷蘭船隻在經過托雷斯海峽時首次登陸澳大利亞進行補給。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荷蘭人逐漸探索了澳大利亞的西海岸。
他們還意外地發現，從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向東航行到澳大利亞西海岸，然後向北進入東南亞，比過去從好望角沿著亞洲大陸的海岸線航行要快得多。
這一發現促使越來越多的船隻通過澳大利亞，所有歐洲航海家都了解到乙個尚未被探索的新大陸。 然而，澳大利亞的發現並沒有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引發像新大陸那樣的殖民浪潮，主要是因為對澳大利亞的探索被認為是“失敗的貿易”。
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主導了荷蘭在東方的利益，與後來的英國不同，荷蘭公司更具商業性。 當時對澳大利亞的探索似乎代價高昂，但看不到明顯的好處。
大量的沉船事故和當地人殺害荷蘭水手，使該公司的管理層興趣不大，他們更願意投資於成熟的商業模式，例如買賣印度大公尺和中國絲綢。
雖然少數探險家堅持要在澳大利亞進行更多投資，但他們的建議遭到了阿姆斯特丹股東的懷疑，他們問道：“我們為什麼要去那麼遙遠且無利可圖的地方？ ”
此外，一位高階管理人員寫給荷蘭探險家安東尼·範·迪門（Anthony van Diemen）的一封信中更尖銳地指出：“尋找金礦和銀礦並不......您的任務事實上，我們已經找到了在印度洋獲得金銀寶藏的方法。 ”
因此，在接下來的乙個世紀裡，澳大利亞被普遍認為是乙個貧瘠的未開發地區。 然而，到了 18 世紀中葉，一位熱衷於寫作的英國船長通過他最暢銷的遊記成功地扭轉了這種偏見。
1768年，英國皇家學會向海軍申請派船觀測金星凌日的罕見天文現象。 申請獲得批准，這次航行的指揮官正是後來著名的庫克船長詹姆斯·庫克。
根據科學計算，金星凌日的最佳觀測點是在太平洋的大溪地島。 然而，對於庫克船長來說，探索新大陸比天文現象更令人著迷。
在完成觀察後，他於 1769 年 6 月 1 日果斷地調整了航向，向西南方向前進。
在紐西蘭進行了六個月的勘探和測繪後，庫克船長決定在1770年挑戰仍然籠罩在神秘之中的澳大利亞東海岸。 4 月 20 日，他的船隻終於發現了未知的東海岸，並於 30 日在植物灣登陸，進入現在的雪梨港。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庫克一路向北探索海岸，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斯州”。 當庫克船長回到英國時，他的《庫克船長日記》被編輯和出版，記錄了他的驚人冒險經歷，立即在整個歐洲引起轟動，並成為暢銷書。
這本書中描繪的傳奇經歷吸引了許多讀者，包括普通海員和法國國王，甚至年輕的拿破崙。 在書中，澳大利亞被描繪成乙個生命之地，庫克寫道：“只要我們用勤勞的雙手種植和培育我們帶來的大部分穀物，如水果和根莖類蔬菜，這片廣闊的土地一定會帶來豐厚的回報。
一年四季草料豐富，連牛群都吃不飽。 除了庫克的生動描述外，美國的獨立是英國殖民澳大利亞的乙個重要因素。
如何安置這些因為忠於英國王室而陷入困境的難民。 與此同時，美國的獨立也剝奪了英國將罪犯驅逐到美洲的可能性。
自 18 世紀以來，英國人將罪犯流放到殖民地作為一種傳統的懲罰形式。 然而，隨著美國的獨立，本土犯罪並沒有減少。 相反，監獄裡擠滿了等待流放的罪犯。
據統計，當時約有10萬罪犯被判處流放，但無法執行死刑，這成為英國的一大難題。 英國人曾試圖將這些罪犯送往非洲殖民地，但熱帶氣候使他們難以適應，瘧疾和發燒的蹂躪相當於死刑。
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尖銳地批評說，將罪犯送到非洲甚至不如將他們直接送上絞刑架，至少在流亡中減少酷刑。
乙個解決方案是在澳大利亞東海岸建立乙個新的人口殖民地，由庫克發現，並將所有罪犯和保皇黨人重新安置在那裡。 澳大利亞廣袤肥沃的土地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資源，以及與印度、中國和日本接觸的機會。
這個計畫很快得到了英國人的支援，1786年在新南威爾斯州建立了第乙個定居點。 然而，現實與最初設想的不同，第一批居民主要是罪犯，而不是保皇黨。
因為在英國人眼中，讓忠誠的英國公民和罪犯得到平等對待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培根所說：“讓和**罪犯成為你的勞動夥伴，是一件可恥和不幸的事情。 ”
由英國總督亞瑟·菲利普（Arthur Philip）率領的第一批前往澳大利亞的艦隊由11艘船組成，載有1000多名船員和罪犯。 1788 年 1 月，他們抵達植物灣，卻驚訝地發現這片土地貧瘠且沼澤地可供耕種。
菲利普開始質疑庫克船長的選擇，但他們離家很遠，不能回頭。 結果，他們只能繼續向北探索。 幸運的是，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了乙個美麗而資源豐富的海灣。
這是乙個綠樹成蔭的地方，擁有在定居點生存所需的所有資源。 菲利普稱讚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港口”，並將其命名為“雪梨”。
這是英國殖民澳大利亞的開始。 在殖民地建設和發展的早期，鞭子和絞索總是伴隨著他們的生活。 不得不依賴外界的補給，一場暴風雨可能會讓他們沒有食物。
第一批抵達澳大利亞的殖民者中罪犯的比例最高，他們在受監督的條件下工作的積極性不高。 菲利普還在報告中抱怨說，那些身體健康、身手敏捷的罪犯留在了英國，是懶惰無知的人派來的。
他主張乖巧的罪犯享有自由的權利，並希望英國派遣更多有經驗的殖民者來促進新殖民地的建設。 然而，不僅一般有能力的公民不願意在澳大利亞荒涼的地方重新開始，甚至英國人也不願意在這裡紮營。
儘管提供土地作為軍隊定居的獎勵，但新南威爾斯州的步兵團仍然經常發生騷亂，導致每個州長都被要求處理此類事件，甚至有一位州長被軍隊罷免。
在這種情況下，總督不敢約束士兵，導致軍事紀律日益惡化，影響了整個殖民地的氣氛。 於是，原本被派去管理囚犯的英國**隊，成了澳大利亞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1.軍官在進口和分銷朗姆酒方面的優勢地位使他們能夠獲得巨額利潤，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士兵和罪犯過度飲酒的問題，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各種社會秩序的混亂。
他們不僅壟斷了酒類貿易，而且還開始控制其他商品，甚至侵犯個人利益。 他們的私地里到處都是罪犯，**的補貼也被他們挪用了。
軍隊的權力甚至滲透到法院，導致原本的民事法院幾乎癱瘓，最重要的司法權掌握在軍隊手中，使官兵更加肆無忌憚和霸道，澳大利亞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乙個由軍方統治的腐敗天堂。
2.軍官由於職位的優勢，在朗姆酒的進口和分銷上賺取了大量利潤，這導致士兵和罪犯過度飲酒的問題惡化，加劇了社會秩序的混亂。
他們不僅壟斷了酒類貿易，而且還控制了其他商品，甚至侵犯了個人利益。 他們的私人土地上充斥著犯罪分子，**補貼被他們挪用了。 軍隊的權力甚至滲透到法院，導致原本的民事法院幾乎癱瘓，最重要的司法權掌握在軍隊手中，使官兵更加肆無忌憚和霸道，澳大利亞實際上變成了乙個由軍方統治的腐敗天堂。
3.軍官在朗姆酒的進口和分銷方面具有地位優勢，他們通過這條路線賺取了大量利潤，這導致士兵和罪犯過度飲酒問題加劇，加劇了社會秩序的混亂。
他們不僅壟斷了酒類貿易，而且還控制了其他商品，甚至侵犯了個人利益。 他們的私人土地上充斥著犯罪分子，**補貼被他們挪用了。 軍隊的權力甚至滲透到法院，導致原本的民事法院幾乎癱瘓，最重要的司法權掌握在軍隊手中，使官兵更加肆無忌憚和霸道，澳大利亞實際上變成了乙個由軍方統治的腐敗天堂。
儘管如此，英國仍繼續將罪犯運送到澳大利亞。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英國的判決是全歐洲最嚴厲的，法官可以自由地判處重罪犯流放。
許多現在看起來很荒謬的罪行，例如無證賣肉、偷牡蠣和在公共場合塗鴉，都被視為重罪，並與綁架者和殺人犯一起被送往澳大利亞。
除了過度的懲罰之外，英國人獨特的商業頭腦促使大量罪犯被塞進狹小而悶熱的小屋。 當時，造船廠每收到一名罪犯就會獲得三十英鎊，這使他們能夠盡可能多地裝載人，而不管罪犯的生活條件如何，導致罪犯的死亡率極高。
1790 年，一艘載有 502 名囚犯的船離開了英格蘭，但有 158 名罪犯在這段危險的旅程中不幸遇難。 1799 年，當 300 人登上另一艘船時，有 95 人在抵達雪梨時死亡。
這些倖存的罪犯都很虛弱。 雖然他們到達了澳大利亞，但這並不意味著苦難已經結束。 許多罪犯被迫成為軍官的農奴，這種現象源於英國的法規。
總督控制了罪犯的工作權，並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 因此，州長將這種權力分配給其他人是很自然的。
在這項工作中，罪犯只得到茶葉和菸草的報酬，而不是現金。 他們的其他生存需求由殖民當局**統一，這使他們的生活條件變得可想而知。
在殖民地，囚犯過著煉獄般的生活，日夜受到鞭子和絞索的威脅，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鞭打甚至失去生命。
愛爾蘭罪犯聯合起來反抗，但在被鎮壓後，15 名領導人被絞死，其他人被判處 200 至 1000 鞭刑。 許多人在中途被毆打致死，只是醒來並被拖著繼續接受其餘的鞭打。
這種不公正讓澳大利亞當局逐漸引起了倫敦**的注意，尤其是在英國廢除黑人奴隸制之後，他們也意識到澳大利亞的囚犯處於另一種形式的奴隸制中。
1802年後，英國採取措施，每年兩次用專門的運輸船運送罪犯，並於1810年解散了已經存在多年的步兵團，推動殖民地總督進行改革，以改善罪犯的生活條件。
在澳大利亞殖民化的頭30年裡，由總督決定是否可以釋放罪犯，但自1821年以來，總督**頒布法令，即使被判處無期徒刑，行為良好的罪犯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獲釋。
此後，罪犯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一些罪犯甚至寫信給在英國的未婚妻，邀請他們來澳大利亞結婚同居。
從歷史上看，真正推動澳大利亞社會變革的不是倫敦和總督的態度，而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在早期，該殖民地處於發展困難和人口過剩的條件下，甚至無法提供基本的食物。
然而，到 1823 年，由於耕地的擴大和煤礦的開發，殖民地普遍缺乏勞動力。 1826 年，有人甚至申請了 2000 名囚犯勞工，壓倒了總督。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變得極其有價值，很明顯，強迫勞動的生產力不如自由人的勞動，因此犯罪分子越來越容易重獲自由。
這些被釋放了，我們稱他們為"刑滿後被開除出獄的人"回歸社會後，他們中的許多人發揮了自己的優勢，有的成為牧師、商人、律師、教師甚至銀行董事，有的幸運者成為雪梨的大亨。
當然，犯罪分子本身的鬥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18世紀末，大量參與愛爾蘭起義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亞。 這些人才華橫溢，好鬥，迅速團結了流亡者，並在 19 世紀初發動了兩次重大起義。
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愛爾蘭人的韌性讓倫敦的當地總督和政客們都感到恐懼，廢除刑罰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1837 年，英國議會就刑罰制度進行了兩年的辯論，最終於 1840 年 5 月決定廢除將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的制度。
然而，一些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開始尋找其他方式將囚犯運送到澳大利亞，以維持該系統。 然而，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澳大利亞本土的公民社會已經成熟，他們迫切需要擺脫“監獄”的標籤，同時也擔心罪犯勞動會導致當地工資下降。
在澳大利亞，殘酷的血淚制度，即刑罰制度，終於在墨爾本和雪梨等城市的反對下於1855年結束。
當地報紙對流放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墨爾本人民通過阻止車隊進入港口來反抗它。 這個制度總共持續了 67 年，在此期間有 100,000 人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