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華民族面臨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迫切需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共同推動抗日救國運動，習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契機。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成在習發動軍事行動，拘捕蔣介石，要求結束內戰，聯合抗日。 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國轟動，成為國民黨和中共第二次合作的轉折點。
在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關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構想，為推動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習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了實質性的接觸和談判。 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給國民黨五中三中全會發了電報，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五項建議，表示願意為促進國民黨與共產黨抗日合作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也開始調整戰略，從內線戰鬥轉向外線戰鬥，準備與國民黨軍隊一起對抗日本侵略者。
經過多次談判協商，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關於公布國民黨同共產黨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關於承認中國共產黨法律地位的講話，標誌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國民黨和中共第二次合作的標誌性事件是和平解決習安事變和國民黨與中共之間的談判協商。 兩黨的合作，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加快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程序。
在隨後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和共產黨攜手抗日，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大局意識，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推動了中共合作的實現。
同時，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同國民黨頑固分子的鬥爭，通過合理、有益、克制的鬥爭，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穩定。
國共黨與中共的第二次合作也得到了各界的廣擊和反應。 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支援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思想，掀起了抗日救日運動的高潮。 海外華僑還積極支援祖國抗日戰爭，向祖國捐獻物資和人力，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總的來說，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事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標誌著兩黨從對抗走向合作的轉折點，也是中華民族走向統一的里程碑。
通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也為後來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