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歷史的商人,在為生存而奮鬥的過程中,要麼順從最後一流,要麼在低矮的屋簷下忍受屈辱求生;他們要麼依附於權貴,要麼成為官方附庸,甚至成為官方商人和帝國商人。
中國傳統的住宅建築,“北向西,南向南”,是最值得一看的。 在安徽省黃山腳下,白牆灰瓦的古建築,靜謐祥和,如桃花之泉。 山西民居以各種大院而聞名,如王家大院、喬家大院、曹家大院、屈家大院、張家大院......乙個在南方,乙個在北方,建築風格迥異,但這些建築的背後,有著明清時期相同的特殊社會階層:商人。 “千里旗亭賓客,歸類為田舍榮。 “歷史上,中國商人千里在旗亭下旅行,積攢了些錢後,大多回到家鄉買田建房。 山西和安徽保留了如此多的住宅建築,這要歸功於著名的晉回商人。 “富人是英雄,江南推新安,江北推山右。 “新安是惠州,山西在山的右邊。 代代相傳的回族商人和晉商,因地處偏僻的農村而外出經商,因控制鹽業而興旺發達,發展成為明清時期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兩大商幫。 如今,山西的高樓大廈和深邃的庭院,安徽水村的小巷,早已是人頭攢動的旅遊景區,符合人們對富貴家庭的想象。 或許,只有當有難得的沉寂,他們才能真正成為歷史的遺物,帶我們去聆聽他們低沉的呻吟,回憶過去的故事,思考一代又一代商人的追求和理想。
90年前,中原之地一片狼藉。
被稱為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軍閥混戰的“中原大戰”,從1930年春到秋打。 晉軍閥閻錫山被打敗了。 他在山西發行的金鈔嚴重貶值,幾乎淪為廢紙。 當時最大的票號之一。
1、山西省齊縣喬家“大佬”冒著破產風險,決定按新幣兌換儲戶,把積蓄投入“義補”,最終造成赤字30萬兩。 在歷史的浩瀚浪潮中,沒有人能夠完全退縮。 金商主宰中國金融界的那個時代注定要一去不復返了。 在大樓即將倒塌的時候,“大同”選擇了堅守信仰。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重視農業,壓制商人,對商人的偏見是一貫的。 然而,商人有自己的堅持。 喬家開了一張票號,這就開始了喬志勇,第一戶人家。 喬志永素有“明朗富豪”之稱,帶領喬家事業進入中興,也成為當時晉商的代表人物。 他把做生意的方式安排為:一是守信,二是正直,三是盈利。 喬志永生於嘉慶時期,卒於光緒時期,活到九十歲。 國興衰全在他眼裡,喬志勇自然明白,生意再大,也和國家的運氣息息相關。 喬志永一生做了很多好事,為百姓開倉,為國增軍餉。 乙個沒有從事過文旅事業的商人,也可謂是“為國為民”。 喬家的理念代代相傳,所以當錢消散的時候,還有深深扎根於百姓心中的道德。
大約與喬志永同時,在中國南方,還有一位在商界度過了長壽的商人,他的名字叫王定貴。 王定貴也活得很長,甚至比喬志永還要長。 與繼承祖傳生意的喬志勇不同,王定貴白手起家。 他出生於惠州宜縣,和以做剪刀聞名的張小全一樣,是同胞,和幾代惠州商人一樣,十幾歲就出門了。 對於逃離惠州的商人來說,沒有時間一一描述歷史。 留給王定貴的筆墨也不多,但王定貴留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他居住於宜縣城的“成智堂”,如今是安徽省洪村百餘座古建築中最大的一座,被譽為“民俗故宮”。
我不禁好奇:乙個商人給自己的豪宅取名“程志”——它想繼承什麼樣的志?是炫耀繼承先祖的野心嗎?還是想鼓勵子孫後代繼承您的願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回首過去,是不是更像是代表了所有商人和人民對世界的願望?不管是回族商人還是晉商,做生意要麼是生活所迫,要麼是出於傳統。 喬志永和王定貴本來是以“石”為理想的人,但命運卻迫於他們選擇了“尚”。 就算是商人,也要有自己的骨氣。 如果你不是商人,你怎麼能有如此豐富多彩、雄偉而悲慘的人生呢?如果你不是乙個商人,你怎麼能理解世界上的各種情況和人民的苦難?如果你不是商人,你怎麼能把握危急的現狀和時代的潮流呢?在承志殿的前廳,有一扇象徵著官家威嚴的中門,兩側的側門上刻有“商”字圖案。 多麼奇特和難以理解的組合! 商人反覆尋找自己的命運,用自己的方式,在與世界和偏見作鬥爭的同時,向祖先和理想致敬。
從歷史上看,晉商和回族商人之間的交集是有限的,但他們留下了同樣的故事。
山西和惠州自古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 山西狹小人口稠密,惠州山地貧瘠,依靠自然經濟難以養活自己,所以兩地人無一例外地選擇外出經商。 到了明朝,他們有同樣的發展機會:鹽。 明朝為了養兵,先後實行“開中制”和“折色制”,商人可以通過運輸軍餉來換取“引鹽”來獲得賣鹽的權利。 山西、惠州人民成為強大的區域商人集團,組成了商人幫,為晉商和惠州商人服務。
晉商孜孜不倦地耕耘,從長江以南的糧倉到長江上游的邊疆地區,從沿海的產鹽地到缺鹽的貧鄉,千里迢迢,一路奔波,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聯絡。 惠州商人對私人財富的積累和擴張,使南方國家的城鎮變成了商業匯聚地,為現代化鋪平了道路,無形中促進了文化中心從中原向東南的轉移。 除了地域實力和經濟實力之外,商人之所以能夠組建商幫,也是因為對商家的信仰和對商家文化的認可。 敢於突破,善於出差,專攻事業,善於算計......商人的必要特徵都出現在晉商和回族商人身上。 在做生意的過程中,衍生出許多禮儀、幫派規則、章程和傳統。 “以義取利”、“義取利”的商業道德和原則,一直受到晉商和回商的重視。
晉商、回商的發展史,既是光輝史,更是血淚史。 順治初年,範永鬥等八位晉商因對清軍立功,被授予“御商”特權。 康熙安撫準噶爾部,奉命範帝送糧糧薪,辦事極為有效,受到皇帝的稱讚。 到雍正的時候,范家已經有二年級了**。 不過到了乾隆時代,范家的事業漸漸變得一無是處。 乾隆多次奔赴長江南邊,花費不少,國庫急需充足,於是擺出富家的想法。 范某被判有罪,他的財產被搜查。 紅極一時的範俊傑的帝國商業生涯始於喜劇,以悲劇結束。
回族商人也是皇室和權貴敲詐勒索的物件,所有的宮廷儀式、工程救災,甚至提高邊境工資,都不需要鹽商捐贈和償還。 康謙二帝十二次下江南下,回族商人在“康謙時代”的輝煌風景上花費了大量資金。 就連“紅頂商人”胡學雁也難免被敲詐勒索,當他面臨外商排擠、派系攻擊、被免職、被免職、被免職時,朝廷上沒有人為他說一句公道話。 在它極度炫耀的地方,也就是它衰落的地方。 中國古代官商關係的畸形,給商人的命運增添了注定的悲哀。
電視劇集《喬家院》接近尾聲時,有一幕是晚年的喬志永面對鏡子裡的自己,說出了一段內心獨白:“我恨你,我恨你。 你毀了我的一生,你知道嗎? 我有天賦,我有智慧,我有勇氣,我有熱情,如果能走自己的路,為什麼我不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偉? “現在呢? 乙個老地主坐在這個大院子裡。 乙個老地主,乙個老富翁,這不是......我想要你毀了我的一生,你還救了國家和人民,你連自己都救不了。 喬志勇的獨白,交織著深情、悔恨和痛苦,既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對這一特殊階層商人命運的折磨。
如果不是喬志永奉命放棄文商,接手家族企業,他早就是個學者了。 回族商人被稱為儒商,只要條件允許,他們就會要求自己的子女參加科舉考試; 人們普遍認為,晉商並不特別重視名氣,甚至皇帝也曾抱怨山西人有錢,卻不重視科舉考試。 不過,在喬志永的身上,我們也能看到儒商的光輝。 當時商人有行會堂,晉商拜關公,回族商人拜朱習。 在喬家的院子裡,喬志永還會在紗門上刻上《朱子治家格言》,作為治家準則,是啟蒙子孫的必讀書目。
喬志永可以“連線世界”,卻不能“走自己的路”,他將以“老地主”的身份結束自己的一生。 同樣放棄文商的王定貴,最後拿錢捐給乙個官員,但當時他最關心的,就是給商人發洩怒火。 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理解,那些在我們看來富有和成功的商人,是被命運逼迫,無法掙脫。 在現實與理想的交織中,歸屬感在哪裡?
千百年歷史的商人,在為生存而奮鬥的過程中,要麼順從最後一流,要麼在低矮的屋簷下忍受屈辱求生;他們要麼依附於權貴,要麼成為官方附庸,甚至成為官方商人和帝國商人。 與當年相比,今天的商人、地位和商業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然而,在現代商業社會中,金商和回族商人仍然時不時地被提及。 當然,究其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身上的財富光環,還因為他們的進步、信仰、理想,以及那些不為人知的隱秘痛苦。 商人應該如何被記住? 是胡學雁的傳奇,是喬志勇的忠心,還是王定貴的隱秘野心? 傳統商幫的時代已經過去,現代商業在社會中發揮著更大的主導作用。 然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商人通常都是第乙個嗅到時代氣息的人,社會往往要靠他們的開拓和毅力。 當晉商和回族商人成為過去時,我們還是會一遍又一遍地提到他們的故事。 我們都裹在時代潮流中,誰突破了,誰被湮滅了,也都成了後來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