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雪梨2月13日電(記者王磊)澳大利亞華人學者盛彤解讀中國“龍”文化的特點。
**記者 顧世紅.
隨著在澳大利亞華人人數的增加和兩國文化交流的加深,特別是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的長期實施和有效實施,當地民眾對中國龍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區分中國龍和西方龍的區別。 澳大利亞僑民文藝研究會研究員盛彤博士13日在雪梨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專訪時說。
盛通說,“龍”的概念在中國由來已久,可追溯到8000年前,跨區域範圍的廣度更是令人驚嘆。 從1994年在遼寧省阜新省察海市興龍瓦遺址出土的近20公尺長的石堆,到1998年在湖北省梓桂市東門頭遺址出土的150多塊鵝卵石的龍形,展現了中國先民對“龍”認知的深度,而阜新察海遺址出土的龍紋陶片,凸顯了這種認知的主要地位。 但與此同時,湖北省東門頭遺址突出的“太陽人”形象和6500年前遼寧省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紅山女神”頭像,以及相關廟宇和祭壇的遺跡表明,至少在8500至6500年前, 中國祖先的信仰和崇拜是“神”而不是“龍”的人格,龍只是他們生存最重要的“守護靈獸”。這為“龍”形象的本質提供了乙個極其清醒的視角。 正因為如此,“龍”一直是正義和保護的正面形象,吉祥、強大、強大。
這樣的客觀事實告訴我們,用西方圖騰理論來操縱中國龍文化是危險的,這直接降低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動物崇拜絕對低於人格“神”崇拜的文明高度。 盛童分析,圖騰理論雖然在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但也有其自身的漏洞和侷限性,不適合一刀切地應用於古代人類文明的測量和研究。 將中國“龍”的維度還原為圖騰的概念,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過度影響。 在強調中華文化自信的21世紀新歷史階段,排除這種影響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用“龍”作為文化符號來承載和傳播中華文明也不是不可能。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龍圖騰”表述,更應該被理解為語言屬性的比喻性情感表達。
盛童指出,西方龍概念的起源,從來都離不開“**”的形象,在這種慣性思維的驅使下,他們對中國“龍”的印象必然會因誤解而嚴重扭曲,甚至對中國“龍”的看法非常負面。 因此,它對中國“龍文化”的理解和認知產生了負面影響。 究其原因,與中國學者長期以來對自己的文化膚淺、不自信,如把“龍”翻譯成中文“龍”字而不去理解它,是分不開的。類似的問題在中國學術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是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然而,隨著中國大國形象的確立和自身文化的充分體現,這種誤解和曲解近年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
幸運的是,澳大利亞很多人會用中國的“龍”來照耀自己的十二生肖,認為這個星座吉祥美麗。 這與在澳華人傳播中華文化的鍥而不捨是分不開的。聖嬰說。
談及中國龍在中國人精神世界裡的文化內涵,盛通說,中國人總有一種在海外流浪的感覺。 當涉及到文化歸屬時,他們非常敏感。 “龍”的象徵就像是他們內心深處的印記,成為了他們精神世界的有力支撐,彷彿是對自己血脈的一種命名。 同時,“龍”的守護正義、吉祥、威武、強大內涵,始終守護著他們的精神生活,堅定了他們的意志。
他認為,從隱喻的角度來看,西方社會往往將“龍”視為中國乃至中國文化的象徵。 說起“龍文化”,總是伴隨著“悠久的歷史”、“古今神秘”、“源源不斷的傳承”,而忽略了“龍”的精神內涵,難免會形成“現代性不足”的印象。
但我相信,隨著中華文化在國際社會的大力推廣,這種印象會改變。 聖童坦言。
在聖嬰眼中,2024年是進入21世紀後的龍年。 今天,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地位的提高,中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也在不斷提高。 這一現實將首先導致西方重新定位中國的“龍文化”。 這樣一來,中國“龍文化”的本質和本質必然會獲得更深的理解和認知,進而加強西方對中華文明的深刻理解。 這無疑對消除他們長期以來對東方文明積累的誤解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