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軍閥的影響，魏晉南北兩朝時期的社會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社會經濟結構和傳統社會秩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此之前，古代社會的經濟以自然經濟為主，農業經濟是社會的主要經濟，而以小家庭、小村莊為形式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已無法適應戰爭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聚集在被城牆包圍的城市中，以獲得安全感。 這個集結點既是農業生產的據點，也是維護當地安全的指揮中心。
城市與農業的聯絡越來越緊密，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城市的另乙個重要作用是維持人口。
戰爭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特徵之一，這一時期的戰爭主要是為了土地和人口。 因為人口的規模直接影響到乙個國家的實力，所以搶人口比搶財寶更重要。
為了獲得勞動力，城市競爭變得不可避免。 城市管理者首先必須保護城市，因為城市很重要，放棄它就意味著放棄城市中的大量人口，這在萬不得已之前是不能考慮的。
在這種四方競爭的局面下，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新文案的核心思想是，魏晉南北三朝的戰爭主要是為了土地和人口，城市管理者首先要保護城市，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儘管戰爭頻發，導致社會動盪和流離失所現象普遍存在，但人口流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仍然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
這種運動不僅包括自然移民，還包括軍閥政權的強迫驅逐和移民。 由於戰爭和掠奪，社會秩序被打破，階級分工變得模糊，人們無論高低貴賤都生活在一起。
為了生存，大多數城市居民同時具有公民和農民的地位，在城市生活，在周邊地區耕種。 魏晉南北三代都市農業模式與當時居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本質上是城鄉結合。
三國時期的十八路諸侯之所以能夠迅速集結大批軍隊與董卓作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口集中在城市之中。 在戰爭時期，以人為中心的活動，如農業、商業、手工業等，在城市周圍進行。
當時，只有城市才能給人以安全感，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當時，屯田通常位於城市附近，既是因為農民也住在城市中，方便耕種，也是出於安全原因。
《晉書》記載了魏晉時期城內土田的收穫情況。 當時，由於戰爭和村莊組織的破壞，許多人失去了土地和住所，被迫成為流離失所者。
為了防止流離失所者的威脅，統治者採取了軍事化的管理方法，將他們綁在城市周圍的田野上。 這種現象在南朝時期依然存在，《魏煜傳》記載，王歡被殺後，其子蕭肅被任命為鎮南將軍、刺殺南玉州的刺客，率軍圍攻宜陽。
在戰鬥中，敵人圍困並燒毀居民，並竭盡全力攻城，城內百姓手持盾牌，誓死抵抗。
北魏時期，城市結構呈現出城鄉結合的特點。 內城的居民是真正的公民，享有很高的權力和安全，而外城的居民是農民和被拋棄者，他們的權力相對較小，甚至可能被視為被拋棄者。
雖然這種城市和農村生存的結合聽起來很殘酷，但它在當時是最有效的。 它保證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有序進行，使北魏、晉、南北三朝時期基本上都採取了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保證了城市人口的糧食。
即使在戰時，它也可以通過保衛城市和收割木材，以及收集煮熟的小麥和食用牲畜穀物來確保城市的糧食。 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鄉融合模式在隋唐時期仍然存在。
魏晉南北三代經濟發展得益於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模式，使城鄉融合趨勢日益明顯。 同時，都市農業在此基礎上迅速發展，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城市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自然而然地成為社會的中心，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在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儘管城鄉之間存在理論上的對立，但自然經濟永遠無法滿足國家的需要。
自主生產的規模一直有限，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此外，當地主的財富膨脹到一定程度時，城市也近在咫尺。 魏晉南北兩代的社會模式可以概括為城鄉融合，大部分人口以城市為中心。
這種整合不受城牆的限制，而是以相當於城市的農民管理模式為界。 當然，也有一些官僚，他們不能始終是城市直接管轄的城市居民。
城市與官僚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官僚機構既是城市的領導者，又是農村的主人。 官僚機構的龐大規模與中國古代社會的地租關係密切相關。
雖然他們是莊園的最大所有者，但他們不是莊稼的生產者，而只是地租的佔有者，雇用了大量的僕人和僕人來生產。
這種現象貫穿了魏晉南北兩代的整個歷史。 城市人口只是整個社會生產者的一部分，大量的**戶口自然構成了另一部分。
雖然大部分土地產出仍然掌握在地主手中，但城市中有很多消費者。 這種城鄉融合的社會模式首先保證了有關人口的生計。
魏晉南北三朝城市的繁榮，導致社會總人口穩步增長。 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魏晉南北三朝時期，這座城市既是權力的象徵，也是財富的聚集地。 權力和財富的結合代表著更大的財富。 而這種財富與在田間勞作的勞動人民息息相關。
因此，城市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凝聚力是無與倫比的。 在社會動盪、戰爭頻發的時代，這種凝聚力更加強烈，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
魏晉南北三朝時期，城市遍布全國，與周邊農村一起，形成了許多經濟圈。 都市農業特點鮮明，城市重要性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