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COP28)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28)上,氣候融資成為會議關注的焦點。 世界將需要“數萬億美元”的投資來實現氣候進步。 然而,適應能力較弱、低碳轉型緩慢的國家和地區將面臨越來越大的資本流失風險,進一步降低其可持續發展能力。
區域氣候風險已成為資金流動的風向標。 一方面,氣候變化導致洪水、乾旱、風暴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對農業、房地產等行業以及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產生重大影響,即氣候物理風險。 這些風險不僅直接影響企業的運營效率和盈利能力,還可能導致投資專案的損害或中斷。 另一方面,全球對溫室氣體減排的需求日益增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高碳產業的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清潔能源產業的崛起。 投資者越來越認識到,未能有效應對氣候風險且不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公司將面臨重大的氣候轉型風險。 因此,區域氣候風險成為投資者選擇投資標的的重要考慮因素,對資本流動具有重要影響。
當前,全球氣候風險加劇,給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帶來巨大風險。 12月5日發布的全球最新報告稱,必須立即採取嚴厲措施遏制溫室氣體排放,世界正在以“地球崩潰”的速度公升溫。 2024年至2024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十年,而2024年前11個月的全球平均氣溫達到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連續六個月打破紀錄,比2024年至2024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個46、2024年可能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氣候風險與投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絡,隨著全球氣溫上公升和氣候變化加劇,公司及其所在地的氣候適應能力對投資決策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位於氣候風險較高國家的公司的收益流明顯較低,現金流波動較大。 極端天氣會對資產造成物理損害,並剝奪公司的潛在收入,而擁有大量長期資本資產的行業尤其容易受到這些損失的影響,例如通訊、能源和電力。 極端天氣會擾亂正常運營,對於依賴溫和天氣運營的行業來說,既有延伸鏈,也有基礎設施,很可能因極端天氣而中斷運營。 對於環境敏感的行業,其所在地的氣候風險將極大地影響外國投資。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更容易受到自然氣候風險的影響,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吸引力往往較小。
當前,低碳轉型、實現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共識。 在轉型過程中,資產擱淺的風險是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 擱淺資產是指由於政策法規等外部變化導致資產過早折舊。 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法規變化將導致高碳產業資產擱淺,導致企業資產快速貶值。 研究表明,投資者意識到其投資組合中的氣候轉型風險,因此正在分配更多資金來降低氣候轉型風險,並退出氣候轉型風險較高的投資。 另一項研究還發現,轉型風險敞口最低的公司財務表現更好,而轉型風險敞口低**的公司為投資者提供了更高的回報。
總之,氣候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會對公司的盈利能力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 此外,氣候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可直接或間接導致當地**資產和抵押品價值的損失,使其實際控制下的融資平台公司面臨更高的氣候政策不確定性,最終惡化當地**的融資條件。 當然,氣候風險並不侷限於特定地區或行業,這種風險會隨著全球**鏈對上下游企業產生蝴蝶效應,這將使全球投資組合面臨更大的多元化風險。
近年來,研究發現,積極應對氣候風險的地區和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 從投資目的地的角度來看,投資者通過評估不同地區的氣候風險,可以有效避開因政策不確定性而潛在物理風險較高的地區和轉型風險較高的城市。 同時,可持續投資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重視,並將環境、社會和治理的可持續性因素納入投資決策過程。 貝萊德(Blackrock)、先鋒集團(Vanguard)和道富環球投資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已明確要求其投資公司管理碳排放。 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綠色金融成為新的投資賽道,“綠色溢價”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 研究發現,通過選擇在環保行業表現良好的公司,投資者可以降低氣候風險,並從相關的“碳風險溢價”中獲得可持續的回報。
面對日益突出的氣候風險,COP28是就氣候問題達成共識的好機會。 啟動損失和損害的歷史性協議**是幫助氣候脆弱國家建立抵禦氣候風險能力的重要一步,但這還不足以滿足擴大適應融資的迫切需求。 發達國家也要積極承擔起歷史責任,繼續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氣候脆弱國家進一步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措施,動員更多私營部門和國際金融機構資金參與。 各國要繼續堅持綠色低碳轉型創新,加強合作。 企業需要改變商業模式,以適應氣候政策變化帶來的挑戰,同時需要調整運營路線,向綠色和可持續的方向過渡。 從長遠來看,只有不斷增強企業在氣候轉型中的韌性,才能降低運營成本,獲得投資者的更多信任。 成功應對氣候風險並實現積極轉型的地區和公司將搶占先機,並能夠繼續吸引和保護資金流入,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加速低碳轉型。
作者為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全球氣候治理研究主任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副教授)。